| 乡镇企业跨出明晰产权第一步 | |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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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核心事件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经历了十余年高速发展，到20世纪90年代初，宁波乡镇企业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：一方面，乡镇企业“国企综合征”逐渐显现，“大锅饭”现象初露端倪，机制优势逐渐弱化；另一方面，国企放权让利等改革深入推进、民营企业开始崛起，身处夹缝的乡镇企业面临巨大挑战。1993年起，宁波率先进行了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，1997年起又对转制企业进行了规范、完善和提高。阵痛过后，宁波乡镇企业又一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，全市乡镇工业总量居全省首位，居全国计划单列市第一位。 在中国农村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一直被认为是“意料之外”的事情。宁波的乡镇企业，“意外地”萌芽于上世纪50年代，又“意料之中”地衰落于60年代，几经坎坷，艰难成长。直到1976年，全市乡镇企业不过1282家，从业人员12.49万人，工业总产值不到5亿元。 优势是横向比出来的。在乡镇企业还叫社队企业的1976年，宁波专门设立了社队企业管理局，建立了市、县、公社三级管理体系。是年，余姚、慈溪、鄞县社队企业产值超亿元，与绍兴、萧山并称浙江县级社队企业“五小虎”。 作为农民的一项伟大创举，乡镇企业的崛起，打破了宁波农村单一经济的格局，缩小了城乡差别、工农差别，使部分农民告别了“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”、“面向黄土背朝天”的生活，为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中央提出“放宽政策，搞活经济”，宁波乡镇企业蓬勃发展，迅速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。至1992年底，全市工业经济中乡镇企业已经“四分天下有其三”，全市年产值超过千万元的乡镇企业达449家，鄞县、慈溪、余姚进入全国乡镇企业百强县。 “看上去很美，但这种繁荣是表面的，问题出在体制上。”时任鄞县乡镇企业局局长的徐世康把乡镇企业的病症概括为四条：一是包盈不包亏，明赢实亏；二是穷庙富和尚；三是老子办公厂，儿子办私厂，集体资产流失严重；四是大锅饭、铁饭碗。 宁波乡镇企业在创办初期，主要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，这对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，发挥过积极的作用。但是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这种机制的局限性逐步暴露出来，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和非公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下，乡镇企业机制优势加速弱化。 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，省里也意识到了。1991年，浙江省以绍兴和杭州作为试点，开始多途径推进乡镇企业改革。当时宁波各县（市）区都组织了考察团，频频前往学习取经，并且准备如法炮制。 但是宁波没有全盘接受绍兴和杭州的做法。市委、市政府清醒地看到，乡镇企业的病，根子在产权制度上，所有者缺失、产权不清、政企不分，又缺乏有效的约束监管机制。与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不如对症下猛药，直接对产权制度“动刀子”。 1992年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，宁波市委、市政府更加坚定了这个方向，明确提出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，从实际出发，寻求能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集体所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，建立起产权明晰、主体明确、权责分明、政企分开、具有自我约束力的产权制度，以调动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，实行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合理组合，搞活经营机制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，增强企业活力，提高经济效益，壮大集体经济。 1993年，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乡镇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试点在各县（市）区推开。在实施中，各地坚持“抓大转中放小”的原则，因厂制宜，对优势产业、名牌产品，以骨干企业为龙头组建企业集团；对规模较大、效益较好、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组建股份制企业；对具有一定规模、效益较好的企业改建成股份合作制企业；对小型、微利、亏损的企业进行拍卖、租赁或风险抵押承包。 在具体操作中，各地牢牢把握资产评估、产权界定、股权设置、收益分配、机构设置等重要环节，制定了工商变更、登记、信贷、债权债务处理、土地征用、税收以及集体资产管理、会计审计、职工养老保险等配套政策措施。 改革是利益格局的大调整，推进难度大，矛盾点集中。宁波乡镇企业改革起步早、力度大，在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，各种担心和议论也接踵而至。 一些老干部、老同志不理解，认为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是“全面私有化，让乡镇企业的领导把厂子买下来”，不但会把好好的乡镇企业搞垮，也会把集体经济搞垮。他们打报告到省里，要求停止这种倒退式的改革。 这种争论直到1996年还没有平息。这一年，省里提出要巩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，省有关部门组成调研组分赴各地，来宁波的调研组回杭州后，向省委反映了宁波的9大问题，其中备受争议的是，改革会不会导致集体资产流失。 但是宁波市委、市政府坚持认为，发展集体经济不等于发展乡镇集体企业，改制有利于经济发展、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，符合中央精神，早转早主动，早转早得益，早转少损失。 争论归争论，改革依然在深水潜流中推进，改革的成效也在慢慢体现出来。实践证明，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，对推进资产重组和制度创新，增强市场适应性和竞争能力，重塑全市工业经济微观基础，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，都起到了重大作用。 1997年，宁波又开始对转制企业开展了规范、完善、提高工作，促使企业尽快按新机制要求规范运作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。通过改革，明晰了产权，实现了投资多元化，盘活了资产存量，扩大了资产增量，增强了企业后劲，提高了企业运行质量。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不仅调动了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，增强了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，而且明晰了产权，比较好地探索了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。 到1998年12月底，宁波全市17904家镇(乡)、村集体企业实行各种形式转制的有16607家，转制面为92.75%，镇、村两级在企业的集体所有者权益为70.7亿元。 1997年在宏观调控趋紧、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，全市乡镇企业发挥机制的优势，仍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好势头，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。全市乡镇工业经济总量已居全省首位，居全国计划单列市第一位。 宁波的乡镇企业改革，起码比苏南早了5年。此后，全国各地来宁波取经的党政队伍络绎不绝，大连等地在乡镇企业改制动员会上，甚至专门邀请鄞县乡镇局有关负责人前往辅导，现场解答疑问。 | |||